——一个家族三代人的足球基因,如何在不同的战场同时轰鸣
电话里,父亲的声音隔着比利牛斯山传来,有些失真,却压不住那股巴斯克人特有的、从岩石缝里迸发出来的硬气:“加时,第一百一十七分钟,我们拿下了。”背景音是圣马梅斯球场山呼海啸的余波,几乎要震碎听筒,我捏着手机,指节有些发白,目光却死死锁在眼前的屏幕上,另一块战场,另一片绿茵,另一个身影——费代里科·基耶萨,像一把淬火的尖刀,撕开了沉闷的夜空,他的每一次突击,都让我脊背窜过一阵战栗。
血脉是个复杂的东西,我的曾外祖父,一个托斯卡纳的葡萄农,把“基耶萨”这个姓氏和对蓝衣军团近乎悲壮的忠诚,酿成了家族最初的记忆之酒,我的爷爷,却把儿子,也就是我的父亲,带到了毕尔巴鄂竞技的铁血旗帜下,那里,足球不是艺术,是信仰,是生死契约,而我,出生在哥本哈根,脚下是丹麦柔软的草皮,骨子里却奔流着亚平宁的炽热与巴斯克的冷硬。
今夜,这三股潜流,竟以足球之名,轰然交汇。

屏幕上,基耶萨又启动了一次,他接球的瞬间,肩膀那一下细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沉晃,让我姥爷无数次在老旧电视前比划的手势,陡然复活。“看,孩子,看这骗过整个世界的假动作!”姥爷浑浊的眼里会放出光,仿佛时光倒流,他还是那个在维亚莱乔阳光下追逐皮球的少年,基耶萨没有辜负那身蓝色球衣,他带球突进的路线,那种在狭小空间里敢于爆破一切的勇气,与姥爷珍藏的泛黄照片里,那些五十年代的意大利边锋,如出一辙,那不是单纯的快,是一种被写进基因里的进攻欲,是亚平宁半岛阳光与阴影共同哺育的足球精灵,他的“爆发”,爆开的是防线,点燃的,却是我心中那簇从未熄灭的、属于母系家族的蓝色火焰。
可火焰的另一面,是岩石,父亲的电话,简短,有力,像毕尔巴鄂工坊里锤打铁器的重音,加时,第一百一十七分钟,我太熟悉那意味着什么,那意味着九十分钟的鏖战未能分出生死,意味着体能逼近极限,意味着意志被放在熔炉里反复锻打,而“毕尔巴鄂竞技”这个名字,本身就是意志的代名词,他们只为自己人踢球,为那片土地踢球,父亲常说,那里的风,带着坎塔布连海的咸,也带着铁矿的锈,吹上球场,就成了第十三人,我能想象,加时赛的每一分钟,圣马梅斯看台上那连绵不绝、原始战歌般的呼喊,如何像无形的波浪,推着身穿红白条纹的战士们向前,再向前,直到某个瞬间,也许是对方后卫眼神里闪过百分之一秒的涣散,也许是己方一次笨拙却顽强的拼抢,球,就那么进了,这不是艺术,这是战争,是巴斯克人在自己的山林里,用最古老的方式赢下的生存权,父亲的平静之下,是海啸过后的陆地——坚实,辽阔,充满不容置疑的完成感。
而我,坐在这里,在丹麦静谧的夜里,我的护照是暗红色的,我的国歌是《有一处好地方》,我为丹麦踢球,爱这童话王国严谨的战术与整体的和谐,但今夜,我的灵魂被劈成了三瓣,一瓣飞向基耶萨扬起庆祝手臂的草坪,一瓣系在父亲那座永不陷落的石头城堡,还有一瓣,沉在我自己脚下的泥土里,当电视解说高喊“基耶萨!他继承了伟大的意大利左翼传统!”时,我喉咙发紧;当手机屏幕亮起父亲“我们赢了”的信息时,我拳头紧握;而当我想起下周自己将身披丹麦战袍步入球场时,一种奇异的、近乎酸楚的使命感,悄然升起。
这或许就是足球之于现代人的隐喻,我们迁徙,融合,身份像被多次涂改的羊皮纸,但总有一些密码,藏在血脉深处,等待一个时刻被唤醒,今夜,一个意大利人的“爆发”,一个巴斯克堡垒的“加时取胜”,与我这个丹麦国脚静待的使命,在时空的三个坐标点同时共振。
它不让我分裂,反而让我前所未有地完整,我知道当我下次踏上赛场,基耶萨那刀锋般的突破弧线,毕尔巴鄂人在第一百一十七分钟凿穿钢铁的意志,都将与我同在,它们不再分属意大利、西班牙或丹麦,它们共同构成了“我”的足球,一个行走的、活的足球家族史。
终场哨响,屏幕暗下,我关掉电视,给父亲回了一条信息:“伟大的胜利,血液里的铁,赢了。”

我走向阳台,哥本哈根深蓝的夜空下,我想象着姥爷的葡萄园,父亲工厂上方的星光,以及脚下这片土地无尽的绿意,明天,训练照常,但有些东西,已经永远地改变了。
我会带着这三份馈赠,去踢我的足球,或许有一天,在某个决定性的瞬间,人们会在我身上,同时看见亚平宁的闪电,巴斯克的岩石,与北欧童话里,那沉默而坚定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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